笔趣笔

第二十章 关河迢递绕黄沙（第1页）

冬天的北国，空旷、辽阔，朔风在原野间呼啸，经霜的树叶，在这寒风中猝然脱落，在干燥的沙碛地面上旋转、飞舞着。

唐康骑在马上，举目四顾，目力所及之内，除了他身后绵延逶迤的使团，以及周围护送的契丹军队，整个天地之间，竟似渺无人烟一般。只有几只乌鸦落在远处河边的几棵杨树上，张开翅膀，凄凉的叫着——虽然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度过，但对唐康而言，这种黑色的大鸟，始终是不祥的象征，这一点上，显示着他骨子里依然是南方人——而这更让唐康心里泛起一种苍凉的感觉。

再走二十里，便是广平甸——契丹皇帝冬捺钵的行在之所。

唐康始终无法理解契丹人的思维。做为一个积极推行汉化，锐意革新的皇帝，耶律濬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为行政首都的地位，但是，这个皇帝却始终未能彻底革除他祖先的“弊政”，每年都要带着自己的朝廷到处乱转。这样的统治方式，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为主之时，或许还并无不可；然而，在耶律濬的锐意变革之后，辽国朝廷直接控制、管理的州县人口越来越多，此时还搞什么“四时捺钵”，就显得有点食古不化了。

当然，这只是契丹的内政。耶律濬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，唐康只会幸灾乐祸，绝不会有半点的同情与担心。只是契丹的这种制度，对于各国的使臣来说，同样也是一种折磨。在各国通行互派常驻使臣的今日，耶律濬的四时捺钵，亦意味着各国的驻辽使臣们也必须每年跟着他到处乱跑。而对于唐康这样的特使来说，则意味着他必须在寒风凛冽的季节，鞍马劳顿，跑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去拜会契丹的皇帝。

唐康在心里咒骂着。但想起自己的使命，又感到一种兴奋。

这一年是大辽太平中兴十一年，大宋绍圣六年。时方三十六岁的唐康，以大名府任上考绩优异，累迁至武经阁侍读、枢密院副都承旨，此番奉旨使辽，乃是为了与辽国谈判，修改或终止由如今的兵部尚书章惇在六年前与辽国签订的“互市条约”。

熙宁十八年签订的那份条约，原本应当在去年五年到期后就终止，但宋辽双方谈判没有结果，左丞相司马光顾及两朝交好，又做出妥协，令此议延长了一年。然此事却在宋朝朝野招致极大的不满，更闹出不少风波，迫于压力，两府终于决定，无论如何，都必须修改或终止条约。这才差唐康为特使，出使辽国，向耶律濬表示诚意，并妥为解释。

妥为解释！

唐康不由在心里冷笑着。

说到底，这不过是司马光的一厢情愿罢了。自从绍圣三年，太皇太后下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后，七十多岁的左丞相司马光，在唐康等人的心中，便是越来越保守，越来越怯懦怕事了——

他先是在绍圣三年，上表请求召回吕公著，但吕公著回京时，已是口齿不清，不到一个月，便老死于府中。然后，他又请求召回文彦博，但文彦博坚拒不允，反而请求致仕，最后以太师、加两镇节度使致仕，隐居于洛阳。

仅以此一事，唐康便觉司马光不及文彦博多矣。

这并非是因为唐康是文家的孙女婿，所以偏袒文彦博。便以与辽国互市条约之事来说，六年前签订此约，或属迫不得已，然至绍圣五年，大宋朝早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，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时的困境。

先是绍圣元年，宋夏议和。石越与司马光一道，顶着国内反对者的压力，遣蔡卞出使夏国，在黑水城与李秉常议定盟约，宋朝以允许秉常每岁遣使祭祖、遣送愿意西迁的党项贵人、开换互市、重新册封李秉常为西夏国王、同意两国互驻使节一共五项让步，换取秉常向宋称臣并采用宋朝年号。绍圣二年，王安礼与李宪又奉旨与西夏议定边界，双方并口头承诺，秉常不再东向图谋西夏故地，而宋朝则默认秉常兼并西域之行为。

自此，秉常得以全力经营西域，再无东顾之忧。而宋朝在全面收缩之战略下，也乐得换取西北边境之安宁，从此可以着力消化收复的河西之地，进一步巩固在河西的统治。

这一策略效果显著，虽然有情报显示，在绍圣五年，已然兼并高昌、龟兹，并且数度大破黑汗，眼见着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，在迁都高昌后，悄悄地恢复了年号。但是，这几年来，宋夏边境，却是的的确确做到了和平相处。而其直接的结果，便是两国互市规模不断扩大，宋朝从河西至横山、河湟，户口滋衍，府库充盈，阡陌相连，羊牛成群。而宋军大量转为屯田军，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，连带着让陕西腹地，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。绍圣五年，朝廷更是在横山、河湟、河西诸地，做了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：朝廷征召了三千余僧道，在这些地区大做法事，超度死于战争中的亡魂——这倒并非没有先例，但此后，石越又下令这些僧道深入各蕃部，替各蕃部免费医治人畜，朝廷并为此拔出三十万贯缗钱，购买草药，赐予诸部落。

石越此举，固然显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关系之和好前所未有，亦间接展示了宋朝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良好。

的确，时至今时今日，汴京的物价，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，但自熙宁十八年发行盐债开始，尽管围绕盐债之事，争议不断，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，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支持的盐债，毕竟得以顺利发行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，不仅可以为交钞、钱庄存款提供担保，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。

在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，尽管很快在海外之凌州与金洲又发生了战争，但原本预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，却也因为封建，获得了新的机会。自熙宁十八年开始，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，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，以购买需要的物品，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，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，在几年之内，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，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，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、行业的繁荣，效果更不可估量。而到了封国后，为筹措最初的资金，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的出卖利益，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，到开放矿山，更有甚者甚至雇佣“武伴当”为佣兵，替他们征服夷人，然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，分享赋税……